编者按：1958年，我国轰轰烈烈的“总路线”、“大跃进”以及“人民公社”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在此期间，中央先后在南宁、成都召开了一系列重要工作会议。毛泽东对“反冒进”进行了批判，并指出周恩来等同志的观点与右派思想仅相差咫尺，仅50米之遥。与此同时，军队高层也在酝酿一场针对教条主义的重大变革——反教条主义运动。
1950年，国家初定，匪患逐渐得到平息。刘伯承将军毅然辞去军中职务，积极自荐，着手创建并培育中高级将领的南京军事学院。我们旨在将军事学院塑造为“东方的伏龙芝”，乃至“东方的西点军校”。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当时的教材、条令及条例均全面继承了苏联的模式。
“在学习外国经验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摒弃教条主义的学习方式，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这是我们始终坚持的原则。”
随后，刘伯承对先前全面采纳的苏式教学模式进行了优化调整。以具体事例而言，一、他将“六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安排调整为上午四小时、下午四小时，并在其间增设了点心与水果的简餐环节。二、将原先可能导致学员尴尬失利的“三堂会审”式考试，转变为检验学员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考查方式。
“鉴于此，我认为学院提出的‘抵制经验主义，防范教条主义’的方针性口号，或许值得领导层深思。”彭德怀同志对这封信并未作出任何批示。
1956年11月，刘伯承将军不幸遭遇眼疾的再次发作，迫于病情，不得不暂时休养。
1956年11月30日，战史系教授会主任蔡铁根致信邓小平。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刚刚卸任军委训练总监部职务，此岗位我已任职四年有余。在离任之际，我深切地感受到北京在军事思想领域存在严重的混乱现象，亟需引起中央领导和军委首长的关注。为此，我撰写了《关于向苏军学习的问题》一文，恳请您审阅，并将其转呈中央领导同志及军委的首席领导。”
当时担任军委副主席并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在阅读了蔡铁根的信件后，迅速作出批示：
“蔡铁根同志致邓小平同志的来信，须转呈军委主席、各位委员，以及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并请各部部长、国防部诸位副部长审阅。”
于是，一场旨在摒弃教条主义的军内运动正式拉开了序幕。
同年，我国副总参谋长张宗逊上将率团抵达南京，先后在军事学院与总高级步兵学校举办了一系列座谈会。随后，张宗逊上将向中央军委提交了一份详尽的调查报告。在报告中，他对院校近年来学习苏军经验所取得的成果给予了肯定，但也指出了学习过程中存在的偏差，即过分照搬了一些不适合我国军队实际情况的内容。彭德怀元帅在审阅这份报告后，深感南京军事学院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遂决定亲自前往调研，以便着手解决这些问题。
1957年2月21日，彭德怀致信毛泽东，详陈其计划与副总参谋长陈赓、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等十多位高级将领一同前往南京军区，旨在考察国防工程设施并测绘地形，同时亦将对学院运作、军事训练、军队内部及军民关系等方面进行调研。毛泽东于次日批复表示“同意”，并特别提醒：“务请关注军队中的思想动向及政治教育状况。”
彭德怀于二月二十七日抵达南京，与陈赓、谭政同席，共同聆听学员们的汇报。至三月二日，他再度出席，听取了学院领导干部的集体汇报。因刘伯承院长正于上海休养，故未能参与此次会议。在听取汇报完毕后，彭德怀发表了题为《在听取军事学院汇报中的谈话》的讲话，该讲话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与争议。
……在近年来的教学实践中，一个显著的不足是教条主义倾向较为严重。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教学内容与我军现阶段的实际状况存在较大脱节。在教材与作业的选择上，对我军党委集体领导与首长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以及我军的政治工作制度关注不足，多数情况下采纳了“一长制”的原则。
……就学院而言，自成立以来已逾六年，然而在结合我国我军实际开展教学方面，却始终未能得到足够的关注。尤其是在1956年9月全院深入学习五个整风文件之后，众多同志已深刻认识到反教条主义的重要性，但院党委仍处于犹豫不决、拖延不前的状态，未能果断作出决策。这导致党委在教育教学工作中的领导作用未能与时俱进，与客观实际相脱节。
“在此次南京之行中，我深入调研了军事学院的相关情况。与该校的教职员工及学员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座谈，发现该院在教学过程中存在较为明显的教条主义倾向。鉴于该学院是我军高级干部的培养基地，其教学成果对全军的教育和部队建设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我特意向学院党委发表了一次讲话，强调学院应积极开展反教条主义的教育实践。”
毛泽东于25日作出批复：“彭退。文件已审阅，予以批准。”
彭德怀亦将此篇演讲稿赠予邓小平，邓小平阅毕后转呈周恩来。随后，彭德怀对这篇演讲稍作修订（将“工作是有成绩的”修改为“成绩是显著的”），并将其纳入《视察南京军区工作向党中央及军委的汇报》之中，分发给中央政治局及中央军委诸位领导人。
在本篇《汇报》的首段，彭德怀对学院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详尽地罗列了学院的丰硕成果。随后，他针对性地指出了学院在教学工作中存在的不足，明确指出：
观察汇报内容可知，学院教学领域所面临的问题并非简单的教条主义倾向，实则教条主义现象已相当普遍。其最显著的特征在于，教学内容与我国、我军的实际状况存在较大脱节。
“鉴于军事学院悠久的历史和当前的实际情况，目前出现的这种较为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实属意料之中，不应简单地将责任归咎于某个个体。若论及责任，我亦不能免于其责。”
彭德怀《汇报》指出：
“历经六载有余，对于将我国我军的具体情况融入教学之中，这一重要议题仍未得到充分关注。尤其是在1956年9月全院深入学习五个整风文件后，众多同志已深刻认识到抵制教条主义的必要性，而院党委却依旧踌躇不前，犹豫不决，拖延决策，未能果断作出决定，从而导致党委在教学工作上未能跟上客观形势的发展。”
“自学院成立以来，所取得的工作成绩是基础性、主导性的。”同时，它还指出，所存在的缺点与错误，其性质在于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外国经验过程中所显现出的教条主义倾向。向”，并进一步提出，“党委会深入开展研究，广泛进行集体探讨，积极倡导并实践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结合群众路线，定能取得显著成就。”这是低姿态、主动、委婉地检讨。
原本一切似乎即将画上句点，不料局势却陡然逆转。
然而，在北京主持训练总监部日常工作的萧克上将，对彭德怀所提交的报告持有不同意见。他坚信，彭德怀对于军事学院教条主义问题的判断过于严苛，实际上问题仅在于教学内容与我军现实状况存在些许不吻合之处。此外，他对彭德怀即将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将“正规化”与“现代化”以及“现代化”与“革命化”对立的观点表示强烈的不赞同，认为这样的提法极具危害性。
萧克上将话音刚落，风暴即至。
1957年夏日，彭德怀元帅倡议，并经党中央批准，我国正式开启了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央政府委派邓小平担任中央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的组长一职。在邓小平的英明领导和彭德怀的精心指挥下，我国全军上下积极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政治运动，并展开了关于“两条建军路线”的激烈辩论。彭德怀曾言：
“教条主义的根基深植于军事学院，其指挥中枢则位于我们的训练总监部。”
原本一件简单之事，却被人夸大其词，拔高了其意义。
刘伯承不仅担任军事学院的院长与政委，还首任军委训练总监部的部长。显而易见，刘伯承成为了反教条主义运动的主要针对对象。叶剑英元帅负责领导训练总监部的工作，因而他也成为了批判的焦点。
1957年8月6日，刘伯承将军正式提出辞呈，经军委审议，其请求获得批准。
“将毛泽东的军事著作仅视为参考资料而非军事教育的基础教材，某些单位的做法是错误的。更令人遗憾的是，有的单位甚至未能将其纳入参考书目之中，这实为不妥。”
1958年，军委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军事教条主义，会议接连呼唤了萧克、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粟裕等人的名字，即便两位元帅叶剑英与刘伯承也未能逃脱此番点名。
关于刘伯承是否需在会上进行自我检查一事，毛泽东指出：
“请刘伯承同志安心休息，无需亲自莅临会议进行检讨，表达立场即足够。”
邓小平曾说：
刘伯承同志工作态度积极且严谨，对组织充满敬意。尽管他今年已年届六旬，且身患疾病，但仍不宜对其工作安排过于紧凑。
陈毅至北京医院，告刘伯承。
“何须自己撰写检讨书？若真有必要，我来帮你代笔，只需一百字即可。”
刘伯承必须出席并检讨。
7月10日，病中的刘伯承被抬着在中南海怀仁堂做了检查。
7月19日，邓小平在大会的发言中，特地强调了对待刘帅应持公正之态度。他指出：
我对伯承同志充满敬意，我们彼此合作已久。提及他犯错误，我内心并不感到欣慰，反而感到不安。近年来，伯承同志的工作并非不尽如人意，也不应与过去一概而论。不能否认他过去和现在所做的好事。如此评价，显得不够公正。
随后，在9月13日，刘伯承将军卸下了军事学院领导职务，专心疗养，此举可视作一种谨慎的保全措施。
叶剑英，这位主管全军训练工作的要员，亦进行了自我检讨，发言完毕后，他便退居幕后，直至1959年，方才得以重返岗位，应对那更为错综复杂的斗争局面。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时任总参谋长粟裕将军亦遭到了批评。会上，粟裕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会议闭幕不久，粟裕便被免去总参谋长的职务，转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许多人未能幸免于难，代理院长陈伯钧不幸被调离军事学院，降职担任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仍需承受不断的批判与无尽的检讨。钟期光亦被剥夺了军事学院政治委员的职位，远赴苏联接受治疗。归来之后，叶剑英将其调入北京，任命为军事科学院副政治委员，再度遭遇降级待遇。
更为不幸的是，国防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上将，以及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李达上将，均被错误地定性为“反党宗派集团”成员，而众多高级将领与高中级干部亦被诬陷为“反党分子”。
萧克连续四个月遭受了无情的批斗。某日，他突然大口吐血。医生将满是鲜血的痰盂呈递给在场人员。然而，这些人非但未流露出一丝同情，反而对医生进行了指责，认为他“同情反党分子，立场摇摆不定”。
在军委扩大会议落幕之际，萧克受到了降职处理，被任命为农垦部副部长。至于李达，相关信息暂未提及。担任国家体委副主任。
荒谬之处在于，郭天民曾被迫上台领导批判所谓的“萧李反党宗派集团”，然而，他本人紧接着便被指控为“萧李反党宗派集团”的成员，随后遭受撤职的命运。
众多干部被剥夺了党籍，被排除于军队之外，或被流放到边远地区进行劳动改造，其中不乏因冤屈而离世者。
1959年1月19日，刘伯承携家人自南京迁往北京，新任院长廖汉生亲自相送，其言辞间流露着依依不舍之情。
“老首长吃了不少苦！”
1980年，时任总参谋长杨得志、副总参谋长杨勇及张震同志，就总参谋部的工作向邓小平同志进行汇报，并就如何妥善处理“反教条主义”问题进行请示。邓小平同志在听取汇报后明确指出：
反教条主义不正确。
“在我担任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一职时，这是毛主席亲自指派的，我无法拒绝。然而，在反教条主义的实践过程中，我竭力维护了刘帅的利益。我向毛主席提到，您曾说过二野军队擅长作战，但若无司令员的指挥，我这个政治委员又怎能独当一面？战斗的核心力量终究是司令员。”
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逝世。
1987年，中央军委纪委颁布了《纪》字第1987号令，正式发布通报，为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遭受不公待遇的同志们进行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