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冬天，延安的夜格外冷，窑洞里却常常透出灯火。毛泽东伏案读书，同桌摊着《孟子》与《资本论》。他对警卫员说：“古书得咬碎嚼烂才有味。”这句话后来被不少年轻干部当作座右铭，也埋下了他十多年后曲阜之行的伏笔。
抗战胜利后进入全面内战，1946年至1948年，解放区的夜校一间接一间地开。教员给战士授课时，总爱拿《论语》里的“学而时习之”当醒语；毛泽东收到汇报，只留下一句评语：“懂兵法，也要懂人情。”可见，他并未把儒家经典扫进故纸堆。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典礼结束，毛泽东沿着天安门城楼回廊缓步而行，谈及新政，他说：“建国，不是把旧帐一笔勾销，是要把该改的改掉，把该留的留住。”这套“去糟粕存精华”的思路，正是多年思辨后形成的文化态度。
1952年10月28日，华东大地秋高气爽。中央工作组在济南汇报完土改进度，毛泽东忽然提议：“去曲阜看看。”罗瑞卿、许世友、陈士榘都在座，谁也没想到领袖会抽空探访古人遗迹，但军令如山，一行人午后便乘专列南下。
列车抵达曲阜已近黄昏，县委书记孔子玉迎上前，略带紧张又格外热情。他姓孔，自幼被族人嘱托“护祖宗门风”。可时代不同，他如今肩负的，是把古城从旧日封闭带向新生的任务。
当夜，主席没有安排座谈，而是顺着古城石板路散步。夯土墙、灰瓦房，秋风卷起尘土，月色下更显苍茫。有意思的是，许世友边走边嘀咕：“这地方给人压得慌，孔家可真会占地。”熟悉他脾性的罗瑞卿示意收声，免得扫了领袖的兴致。
第二天清晨，游览正式开始。孔庙门前那对明代石狮子岁月斑驳，狮口微张，仿佛在诉说旧日威仪。毛泽东驻足片刻，忽然问：“匾额谁写的？”孔子玉答曰：“严嵩所题。”他微微颔首，只吐出两字：“有劲。”短短评价，却将人书并论，既肯定了笔力，也暗含对严嵩为政劣迹的讽刺。
进入大成殿，朱漆梁柱在晨光中泛着暗红光泽。碑林密布，亭台相望，四周“孔子万世师表”石刻遍布，古柏参天，气氛肃穆。许世友终于按捺不住，“这么大一座宅子，要多少亩良田供养？”话音未落，罗瑞卿轻咳，他却更大声：“孔家是全国一号地主！”一句话如同鞭子，啪啪作响。
毛泽东并未责怪。相反，他环视群碑，慢慢开口：“孔子是封建时代的导师；封建时代，土地就是权力。几千年积累到今天，多，并不怪。要看它留给后人什么。”他抬手指向殿前的石阶，“能留下制度的殿宇，也能留下思想的砖瓦；制度要破，思想要鉴。”
众人默然。孔子玉面露忧色，担心数百年古迹遭劫。毛泽东看出他的顾虑，笑道：“真古董不打碎，假神袍得揭穿。放心，历史不是易拉罐，喝完就扔。”此话一出，气氛陡然轻松。
接下来的参观中，对联、匾额、石刻，主席几乎件件细读。面对“与国咸休，安富尊荣”一联，他低声念毕，只评四字：“春秋笔法。”随行翻译笔记，后来有人据此研究毛泽东对修辞的敏感，写成论文。
午后，队伍进孔府内宅。三堂六厅，九进院落，房屋四百余间，雕梁画栋，如同迷宫。有的厅堂已改成展室，陈列着金册、玉印、封诰。许世友瞄了一眼金丝楠木大床，又嘟哝：“这榻要十几条大树。”毛泽东却拉他走向花厅：“别只盯着物件，想想为何能世世代代坐这榻。”
在花厅里，他谈起旧学渊源。8岁启蒙读《论语》，13岁能背《大学》《中庸》，20来岁又被《新青年》撞醒，“书要放在时局里读，人也要摆在时代里看。”这番话后来被整理进《毛泽东读书笔记》。
到此，许世友好奇：“主席，您怎么评价孔子？”毛泽东凝思片刻，答道：“其人高山仰止，其学不能尽用。可若不知其言，便难以做中国人的思想工作。”言毕，他抬脚跨进下一重门。
1965年5月，胡志明七十五寿辰。老人坚持去趟曲阜，请求看一眼孔庙。返回杭州，他对毛泽东感慨：“孔夫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我如今信了。”毛泽东莞尔：“从心所欲不逾矩，妙在一个‘矩’字。”二人相视而笑，这段对话后来仅在《胡志明访华日记》中一带而过，却耐人寻味。
不久，“四清运动”进入胶着。毛泽东同刘少奇的分歧，外界皆有传闻。一次中央会议，中途休息时，毛泽东随手写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八字，似有深意。知情者评价，这既是对自己年迈仍须奋进的自勉，也影射党内要保持革命精神。
1966年，政治风向骤变。“破四旧”口号一出，昔日曲阜再被波及。部分激进青年将“圣府”视为靶子，门前石狮被绳索拖倒，棂星门柱撞得支离。消息上报时，毛泽东沉默良久，仅说：“破坏容易，建设难。历史不能推倒重来。”
1973年冬，周恩来病体支撑，陪同外宾赴曲阜凭弔。看到大成殿屋檐残损，他当场指示文物部门修复。第二年，国务院批复专项经费，孔庙才得以修葺。至此，圣人的故居与新中国的文保制度，在一次震荡后重新握手。
时间线继续向前。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两个月后，山东派出工作队赴京吊唁。记录中提到，曲阜方面送来的是一方汉白玉匾，共四字：“春秋一梦”。这既是对古圣先贤的遥寄，也是对这位伟人“兼容并包”胸襟的纪念。
回望1952年的那次短暂踏访，它像一枚纽扣，把毛泽东青年时期的儒学积累、建国后的文化抉择以及晚年的历史反思都串在一起。孔家大院得以幸存，儒学也在冲击与保留之间寻找新坐标，中国在曲折中前行，背影中留下思考与回声。
再谈“圣人与时代”：从曲阜余响到当下思索
延绵七十余年，1952年的殿阶上早已不见当年足迹，然那场对话触及的问题依旧盘桓：传统与革新的边界究竟何在？学者们多有共识——孔子与儒学的影响，不止于宗庙殿堂，更渗透在日常行为方式中。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今仍是社会交往的底线伦理；再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依旧可为干部队伍培养提供视角。与此同时，阶级压迫、三纲五常的僵化枷锁却早已被时代抛弃。判断存废，只能以是否符合人民利益为准绳。
史料显示，1978年后，曲阜重修孔庙时，文博专家把“兼收并蓄”写入保护规划，强调“在陈列中既展现孔子学说的仁爱精神，也展示封建宗法制度的局限”。这一做法，说明历史与现实能找到平衡点。若回到1952年，让许世友再看今日孔府，他大概仍会提醒“不可忘本”，但或许不再只盯着那张金丝楠木大床，而会关注游客里是否有农家子弟正捧着《论语》。至于毛泽东那句“真古董不打碎”，如今已被无声地证明：保存文化遗产，并非向过去妥协，而是为未来保留参照物。
今天的学者继续从孔孟到马克思做跨越式比较，寻找中国道路的文化密码。经史子集，马克思原典，都在书架并排；传统节日与现代科技，同样在生活里交织。有人或许担心方向感会被稀释，实则不然。道路自信从来不是封闭的自我肯定，而是基于深沉自知后的主动选择。1952年的脚步声早已远去，但那次浅行深思，还在提醒后来者：文化之争，最终要落到为谁服务的问题上。答案若能指向人民，传统可新生，革新亦有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