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秦与汉王朝均实现了全国范围的统一，对历史进程产生了推动作用。然而，在连接亚洲大陆的关键地带朝鲜半岛上，这两个王朝的处理方式存在明显差异。
公元前221年，秦国君主完成对诸国的征服，建立中央集权的帝国。但直到王朝结束，秦军未曾向朝鲜半岛发起军事行动。
公元前202年，西汉政权成立。随后在公元前109年，汉朝调动5万军队进攻当地政权。经过一系列战斗，汉军摧毁了卫满建立的政权，并在该地区设立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个行政区，将半岛北部纳入直接控制。
这种差异源于多方面因素。
首先，北方游牧势力匈奴构成中原政权的主要外部压力。秦王朝从建立到灭亡，都未能彻底消除这一隐患，因此军队主要用于应对北方边境，无法抽调资源远征朝鲜半岛。相比之下，汉朝在公元前119年的漠北战役中取得重大胜利，匈奴主力遭受重创，退至蒙古高原北部及更远区域，无法再对汉朝形成直接进攻。这使得汉朝能够将军事力量转向其他方向。
匈奴作为北方民族，与其他如鲜卑、突厥等群体共同组成多民族格局。秦统一后，立即面对匈奴的边境侵扰。公元前215年，秦将领蒙恬率军北上，将匈奴驱离河套一带，但匈奴仍控制蒙古高原等地，继续对秦构成潜在风险。秦军因此始终以防范匈奴为优先，难以顾及东北方向的朝鲜半岛。
秦灭亡后，汉朝初期也视匈奴为首要对手。通过短暂的和亲政策维持和平，到汉武帝时代，国力增强，开始主动出击。公元前119年，汉军10万兵力深入匈奴腹地，霍去病击败左贤王部，卫青打击单于主力，导致匈奴整体实力衰弱，无法南侵。这与秦仅将匈奴赶至河套以北不同，汉军抵达匈奴核心地带，如霍去病所至的瀚海，可能指贝加尔湖周边，极大削弱了匈奴的进攻能力。
其次，两个王朝的内部与外部事务重点有别，导致秦无余力进攻朝鲜，而汉则具备条件扩展疆域。
秦统一六国后，军事任务集中在防御匈奴入侵，同时寻求反击机会。内部则着力于治理，如设立丞相职位，推行郡县制度，统一度量衡与文字，以强化中央权威。这些措施旨在稳固新统一的国家，在内部事务未完全处理妥当前，秦无法将重点转向外部扩张，包括对朝鲜半岛的军事行动。
汉武帝时期则不同。在此之前，汉朝积累了数十年经济资源，为大规模行动提供支撑。汉武帝加强内朝机构、监察体系，颁布推恩令削弱地方诸侯势力。经济方面，实施货币调整、盐铁专营等政策，提升中央控制力。到公元前109年进攻朝鲜时，汉内部已无重大威胁皇权稳定的因素。
汉朝因此能专注外部事务。在攻打朝鲜前，已征服南越、西南夷、东越等地区，扩大领土。这些胜利增强了汉军经验，并激发进一步扩展的动力。多年对匈奴作战积累的战术，也为征服朝鲜北部提供了保障。
第三，秦与当地政权间无引发冲突的直接事端，而汉则与卫满朝鲜产生实际对立，导致战争爆发。
秦统一后，朝鲜半岛北部由箕子建立的政权控制，与秦无显著摩擦。秦重点内政，修长城至辽东，未进入该政权境内。在无严重威胁统一的情况下，秦无意远征陌生区域。
汉情况迥异。卫满朝鲜建立后，控制半岛北部，与汉燕地接壤。最初，双方约定卫满朝鲜作为汉外臣，守护边塞，不阻其他国家与汉通商。凭借汉支持，该政权实力增长。
到汉武帝时，卫右渠统治下，该政权不仅拒绝与汉通商，还阻挠他人。公元前109年，汉派使者涉何劝说，但未果。涉何返程中杀朝鲜裨王长，汉武帝未责罚，反升其职。卫右渠遂派兵杀涉何，此事件成为战争导火线。
第四，汉进攻卫满朝鲜带有切断匈奴侧翼的战略意图，与在西域的行动类似。
卫满朝鲜敢于杀汉使，可能受匈奴影响。《史记》提及匈奴有裨小王职位，朝鲜有裨王，暗示联系。
《史记》将汉灭朝鲜与设酒泉郡阻断匈奴河西通道、嫁公主给乌孙王分化匈奴援国并列。汉军攻朝鲜后，匈奴未发声，显示其畏惧汉实力。
公元前119年漠北战后，匈奴已惧汉。汉通过切断西域（左臂）和朝鲜（右臂），进一步弱化匈奴威胁，使朝鲜成为对匈奴整体战略的一部分。
在内部诸侯势力减弱、匈奴压力缓解、国家统一稳固后，汉武帝于公元前109年派5万军队，水陆并进攻卫满朝鲜。一路汉军至大同江口，未待援军即攻王险城，失败。陆军主力遇抵抗，无大进展。
汉武帝派使告知卫右渠停止抵抗。卫右渠派太子携1万士兵、马匹、粮食赴汉。但汉军疑其诚意，太子恐被害，返回王险城。汉军加强攻势，至公元前108年，攻克王险城，卫满朝鲜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