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我同朱可夫会晤时对他的情况并不了解。我以为他从高级军职上被撤下来指挥一个次要军区，从此真的就不做工作了。但以为毕竟是以为，并不是事实。直到1965年，朱可夫本人才同我谈起这件事。他说：“1946年斯大林撤了我国防部副部长职务并任命我到敖德萨军区。我来到敖德萨后，决定对自己的下属、对部队、对部队的战斗训练丝毫不放松要求。我要自重。我明白，有人正希望我变成另一个人，希望我从此悲观失望，不好好指挥军区。但我不容许自己这么做。自从这次打击之后，我仍然照样做我的一切。在这一点上，我找到了自我解救的精神法宝。为了在极其复杂的情况下不失去个性的力量，我忍耐着，工作着。”
朱可夫
当许多年后从朱可夫的口中听到这些话时，我不禁回想起1950年同他的会晤，他当时是那样沉着、坚定，不愿回避尖锐问题。两年后，即1952年12月，我又一次见到了朱可夫，这时他的处境已有了好转。1946年朱可夫被撤销了中央委员，“十九大”又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显然这是斯大林的意见，任何其他解释在当时都是不可能的。很多人为此而高兴，同时也感到惊讶。我也感到惊讶，但是，由于不被人们所在意的某些原因，我没有别人那么惊讶。况且，我认为，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是理所当然的事。
大约过了一年，在一次讨论斯大林奖金问题的会议上，当讨论到给埃马努伊尔•卡扎凯维奇的长篇小说《奥得河上的春天》颁奖时，斯大林先是赞扬了这部小说，而后突然说小说是有缺点的，要尽快加以修改。
斯大林说，“在卡扎凯维奇同志的小说里，描写了一个军事委员西佐克雷洛夫。但此人扮演的角色似乎不象是一个军事委员，倒象是一个方面军司令员。如果读一下西佐克雷洛夫出场的那一段，给人的印象下是方面军司令员，而不是军事委员。但我们知道谁是这一方面军的司令员。不是什么西佐克雷洛夫，而是朱可夫。朱可夫有自己的缺点，我们曾批评过他。但朱可夫在攻克柏林时指挥出色，不管怎样，还是不错的。为什么卡扎凯维奇的小说描写的是西佐克雷洛夫，而不是朱可夫呢？这不符合事实嘛。”斯大林把身子转向在坐的作家并补充说：“请告诉卡扎凯维奇同去，尽快考虑这一问题。”
告诉卡扎凯维奇这件事的任务落到了我的头上。听完我的话后，卡扎凯维奇把牙咬得嘎嘎响。看来斯大林猜得还挺准确，小说中原来描写的的确不是军事委员，而是方面军司令员。但是 ，当时在朱可夫所处的那种环境下发表卡扎凯维奇原先构思的小说，是不可能的。最后他只好让步，称西佐克雷洛夫为军事委员。虽然小说中保留了西佐克雷洛夫的言行，但仍然表现了一个方面军司令员的形象。“如果早认识这一点就好了！”卡扎凯维奇痛苦地对我说。小说已经多次再版，要修改，现在已晚了。
党的“十九大”开完后，中央委员会为出席大会的外国代表团举行了一次晚宴，我和朱可夫同坐一桌，这不仅使我回想起了这一切，而且使我感到自己有责任好好跟他谈谈。透过他一贯的沉着冷静，我感到他今晚的心情很好。我想，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可能出乎他的预料，因此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在我们并排同坐的数小时内，自尊心不允许他提及这个无疑最使他心潮起伏的话题。
我们谈了其他各种问题，包括当时我刚刚出版的《战友》一书。我现在认为这本书在艺术上是不太成功的。但朱可夫恰恰不提艺术方面的问题。《战友》的问世使他很高兴，因为在文学作品中，这还是描写哈拉哈河事件中他所崇敬的那些军人的第一本书。
朱可夫说我描写的事实还是相当准确的，只是某些地方写得还不够确切，他提出了一些看法，记得他当时惋惜地说，这一切，都 怪1950年我们会见时（当时我刚刚开始创作）只谈过两次话。
“很遗憾，有好多事始终没来得及跟你谈。”他客气地自我责备道。他的客气常常着直言不讳。
他总是不谈微妙的问题。在小说中，我曾不指名地描写了哈拉哈河我军的一位军队集群司令员的形象，这就是朱可夫，朱可夫是这个形象的原型。
小说发表时，我在编辑部犹豫不决。我的同行们很快猜出了谁是这个形象的原型，并认为我应该把他的优点写成缺点。在朱可夫被批判的那些年代里他们受到了一些影响，因而担心小说中的有关情节难以通过书刊检查。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我的小说顺利地通过了检查。我的处境比卡扎凯维奇好得多。哈拉哈河已是遥远的事了，而攻克柏林大家则记忆犹新，如果不考虑两者在规模上有什么区别的话。
很久以前，战争刚一结束，在构思这部小说时，一开始我就没打算用朱可夫或其他历史人物的真名，因为从原则上讲，一般不应该把活着的人写进文艺作品，文艺作品应当有别于新闻报道。但是，说实在的，那天晚上我真感到有点不安：朱可夫对小说中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会不会有什么看法呢？他会不会认为这表明我胆小怕事，或者是我随波逐流。使我高兴的是，他没有谈到这个无关紧要的问题，而是赞扬了我的小说，显然他对我是能正确理解的。
1955年我两次在国防部见到朱可夫，第一次会见时他还是国防部副部长，第二次会见时他已被任命为国防部部长。
第一次会见与军队一位政工人员的命运有关。朱可夫和我早在哈拉哈河时就了解这个人。他在整个伟大卫国战争期间都表现很出色，1950年据说是因病，而实际上是因背离了起码的公德而被迫复员。要解决这一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他已不在朱可夫的直接管辖之内。朱可夫一见面就直截了当地和我解释了这一点，他说，他能做的一切都做了。
这次谈话勾起了朱可夫对哈拉哈河的回忆，他笑了笑说我在书中把一切都说过了头，不管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都换了臆想的名字。
他说：“活着的——好吧，就照你的办，这是您的事。但死了的怎么办？难道他们还不能盖棺定论？！为什么连象巴彦察干的英雄雅可夫列夫旅长这样的人也不用真名，而把他改成什么萨雷切夫。还有，为什么不描写逝去的列米佐夫？这些都是真正的英雄，为什么在您 的书中没有他们的名字？”
他谈话的中心是怀念自己在哈拉哈河牺牲的战友以及表达对他们的感情。但是在这次谈话中，我感到有另一层意思。在他的内心深处，还是想让我在书中直接写活人的名字。几年前他没有考虑这个问题，而现在，我感到他开始考虑了，虽然他没有直接对我说。
同年的第二次会见与我已经开始的《生者与死者》这部小说的准备工作有关。我请朱可夫帮我找一些战争初期的材料。他说将提供帮助并让我去找总参军事科学部。他沉默了一会，补充说，研究一下战争初期也许是有益的，不仅要从我们的眼光，还要从敌人的眼光来观察，这对弄清事实真相是有好处的。
他把副官叫来并命令道：“请把哈尔德的日记拿来。”他要我读一下这本工作日记，并解释说这是当时德军总参谋长哈尔德上将于1941~1942年期间写的，内容十分广泛。
几分钟后，朱可夫的桌上便放着8本厚厚的哈尔德的日记。他用手拍了拍这些日记说道，在他看来，在所有他所知道的德军文件中，这可能是最重要和最客观的证明。
“读这些日记我们并不总是感到那么愉快，但必须读，这对分析我们自己的错误和过失及其产生的原因和后果尤其必要。”
他谈起1950年我们曾谈过的现在仍使他感兴趣的问题，这就是关于客观估计敌人力量和能力的必要性以及关于历史的或今天和明天的事情。遗憾的是，这次谈话我没有做记录，不能详细引用其内容，但我可以引用朱可夫后来对这一问题的一些谈话。这些谈话我是做了记录的。下面是谈话的部分记录。
朱可夫说：“事实主是事实，要还其本来面目，不要羞羞答答。评价德军时，应当恰如其分。我们从战争一开始就同这支军队打交道。我们不是在一群傻瓜面前，而是在世界最强的军队面前退却了数千公里。应当承认，德军在战争爆发前，在战争准备、军事训练、武器装备、心理素质、平转战方面都比我军做得好。他们有作战经验，并且是屡战不败的作战经验。这一点起着巨大的作用。还应当承认，当时德军总参谋部和整个司令部的工作效率比我军总参谋部和整个司令部要高，这一时期德军司令官比我军司令员考虑得更周到、更深刻，我们是在战争过程中学习战争并学会如何打仗，消灭敌人，但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从德军在各方面都已占优势的时候开始的。
我们有些人怕写战争初期我军的动摇，而我军当时确实动摇过，不仅退却，而且逃跑，陷入张皇失措。不愿承认这一点是因为有一种倾向，说什么人民是无罪的，有罪的只是领导。一般说来这是对的，确实是这样。但具体说来，战争初期我们打得不好，不仅上边有责任，下边也有责任。这也不是什么秘密，我们有两个师并肩作战，其中一个师打得很好，很坚决，而另一个师即它的友邻则在敌人同样的打击下逃跑了。两个师的指挥员不同，军队素质不同，其稳定性就不同。
“所有这些都应当说，都应当写，必须指出，这里还有一个教育的问题。现在的读者，包括青年，不应认为一切取决于领导。不，胜利取决于所有的人，取决于每一个人，取决于每个人在战斗中的坚定性。因为我们知道，在同样条件下，为什么一些人表现很坚定，而另一些人就不坚定。对此不能保持沉默。
“在谈到德国人如何打输了这场战争时，我们现在老调重弹地说什么问题不在于希特勒的错误，而在于德军总参谋部的错误。但应当补充说，希特勒用自己的错误帮助了德军总参谋部犯错误，他经常干扰总参谋部写下周密的正确决心。德军1941年在莫斯科城下被粉碎后，他撤掉了布劳希奇、柏克以及其他一大批司令官，并亲自担任德国陆军总司令。毫无疑问，他帮了我们大忙。从此，德军总参谋部和各集团军群司令官就被捆住了手脚，使其主动性得不到充分发挥。来自陆军总司令希特勒的指示，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无可争辩的指示。过去德军中那种决定作战问题的独立性减弱了。自从撤掉布劳希奇以后，一切开始向有利于我军的方向发展。
“在战争第一阶段，我们习惯了德军的进攻和他们的进攻速度，习惯了挫折和失败，习惯了从最艰苦的环境中寻求出路和采取相应的反措施。战争初期大胆冒进的德军压倒我们，向我们实施进攻、突破，但是这些德国人现在在战争第二和第三阶段却怎么也不习惯被迫防御，不习惯退却和失败。
“如果认真研究一下第二和第三阶段的战争史。德国人一次又一次地上当，陷入了围困，不管这种情况重复了多少次，他们也不能适应在对他们来说是新的、不习惯的失败和退却的情况下作战。以1944年夏季我们在白俄罗斯的进攻为例，只要看一下地图就完全清楚：我们应当从什么方向实施突击；我们有能力建立白俄罗斯包围圈；我们将在300~400公里宽度上实施敌军无法阻止的突破来结束这次进攻。德军应当能预见这些情况。
“战争的逻辑和基本的军事常识告诉我们，必须使自己的军队摆脱未来的包围圈，紧缩战线，在自己方面军后面建立预备队。一句话，必须吸取以往的教训。但是德军并没有这样做，结果在白俄罗斯战役中被粉碎。
“但是应当说后来德国人在处境极其困难毫无办法堵住400公里的突破口时，他们还是正确地找到了摆脱困境的出路。他们不是拉长战线竭力堵住整个大缺口，而是开始集中突击集团，在这个空隙中心迎击我军的进攻。他们死死缠住我们，迫使我军投入战斗，以此来阻止我军的进攻。同时在后方着手建立新的防线。由于对我实施预想不到的突击，因而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他们在白俄罗斯包围圈中吃过苦头后所定下的决心应当承认是大胆而明智的。”
我记得这里引用的1955年的谈话摘录，同过去朱可夫在国防部办公室所谈的内容是一致的。那次谈话也是这个意思：不论是失败还是胜利，都要客观地估计我们自己的行动。
朱可夫在不同时期曾多次谈到这个问题。现在当我重新翻阅我的全部记录和回忆我们的全部谈话时，我再一次想到他始终坚持的一点是：虽然对敌人刻骨仇恨，但是为了弄清事实真相和正确评价事物本质，他能排除任何个人情绪。
作家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西蒙诺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