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叶飞写信向毛主席检讨,主席却怒批:思想根本没得到改造!

 新闻动态    |      2025-11-24 18:55

1975年1月17日清晨,北京积雪未融,人民大会堂气氛却格外凝重。四届人大即将在此宣布新一届国务院组成人员名单。参加会议的人很多,但目光不约而同地落在一位面色略显苍白的将军身上——叶飞。就在不久前,他还在万寿路招待所做恢复治疗,如今却被点名领衔交通部长的重任。这一幕若放在九年前,几乎无人能想象。

再把时间拨回到1966年7月,风云突变的节点。那年夏天,中央连续下发文件,“运动”在全国铺开。时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的叶飞与许多地方主官一样,急于“有序发动”,6月16日的全委扩大会上,他口气斩钉截铁:运动、生产两条线都不能丢,机关和学校要分批开展,工作组要先行一步。听上去条理井然,可现实几乎立刻“打脸”。

北京的口风转得很快。毛泽东提出“工作组起了阻碍作用”,一句“统统撤走”,让各省骤然失措。福建派出的那些工作组还没站稳脚跟,就被令旗驱回。叶飞愣住了,既然中央不同意,自己此前的“稳”立马成了“不懂形势”。到了7月底,他带队来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内心压力可想而知。

会上,毛泽东批评地方领导“左而右、右而左”,尤对派工作组一事言辞严厉。叶飞本已因为递补中央委员得到些许安慰,可这番批评火辣辣落在耳边,他反复思忖:自己是不是走错了方向?8月7日深夜,叶飞写成一封检讨信递到中央办公厅,自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严重,民主集中制执行不好”。语气诚恳,却仍保留几分“相当严重”“没有改造好”这样的缓冲字眼。

毛泽东很快批示,四个字重重落在原句后面——“不是相当,而是极端”;接着又添一句:“不是没有改造好,而是根本没有得到改造。”批示拍发全会,与会代表人手一份。文件发下去当天,几位知根知底的干部窃窃私语:“主席这回下的诊断太狠,叶飞恐怕难过此关。”一句话道出冷暖。

叶飞返闽传达中央精神,声音听不出激昂,只剩压抑:“这回靠谁都不行,各地委书记要有思想准备。”10月中央工作会议,他再遭批判。会散后,陈毅把华东几位主政者叫到家里吃面,嘱咐一句:“风再大,也别倒向风口。”谁都没料到,那竟是陈毅与叶飞最后一席话。

1967年11月,叶飞被“隔离审查”。期间失眠、胸闷、心率不齐陆续出现,1972年底病情恶化。次年,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获悉后,指示将其送入304医院。病房内一度守着三名警卫,气氛比走廊的消毒水味还沉重。

在医院,陈毅夫人张茜探望时劝叶飞夫妇:“病好后别急着回省城,先给主席写封信再说。”这句提醒像针尖刺破窗纸。叶飞当晚提笔,坦陈苦闷,要求“解除监护,便于学习改正”。6月25日,毛泽东批示“此人似可解放,分配工作”,交纪登奎、汪东兴办理。几天后又补批一句:“既已解放,应立即分配工作。”字迹依旧遒劲,却不见当年那股火气。

暑气未消,叶飞住进万寿路招待所。内部消息流出:四届人大将增补中央候补委员,叶飞名列其中。对这位59岁的老将来说,这不仅仅是职务,更是从“极端个人主义”判定到重新认可的转折点。

1974年12月下旬,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出现波折。“四人帮”力图在部长名额上安插人选。王洪文拿着一份名单飞赴长沙,晋见毛泽东。主席翻到交通部长—那行标着某“造反派”骨干的名字。短暂停顿后,他用蓝铅笔圈掉,再写上“叶飞”。“交通部是一条线”,毛泽东深知它关乎全国经济命脉,这一圈一写,等于堵上了“四人帮”的口子。

会后,李先念轻声问叶飞:“新职务有把握吗?”叶飞淡答一句:“服从组织决定。”不卑不亢,既无惊喜,也无怨气。外人听来平平,却能察觉暗潮涌动后的谨慎。

上任后第一件事,他把几十个局、司一一走访,只问两句:线路是否畅通?物资是否积压?当时铁路车皮紧张,公路又缺备件,港口泊位利用率不足。他要求运输系统对账、编号、限期归堆,铁腕整顿。有人担心触动既得利益,他摇头,“路要通,水要清,绕不开”的八个字说得很硬。半年过去,长江航道通船率提升近两成,沪杭线车皮周转时间缩短一昼夜。交通部墙报贴出数字,基层干部拍手叫好。

有人议论,叶飞能获此信任,是因1973年信中“请组织解除监护”那一句打动了毛泽东,也有人说是因为其早年南下闽粤的战功。其实更大的因素在于,1975年经济亟须稳定运输体系,能上手解决问题的人不多,而叶飞具备军人作风与地方经营双重经验。

当然,叶飞的坎坷也启示后人:形势风云变幻,个人思维若被定格,很容易陷入被动。一封检讨信,本意求自救,却因措辞保留余地,被认定“根本没改造”;六年后,同样是写信,却抓住机会,及时表态,结局迥异。稍稍对比,便能体会政治语言的分寸,远非纸面文字那么简单。

1978年春,交通部年终数据显示,港口吞吐量较1975年增长三分之一,全国公路长途班车恢复至“运动”前水平。很多人说,叶飞的作用在于“公开整顿、暗中恢复”。这句话是否精准见仁见智,但有一点没人否认:那位曾被批为“极端个人主义”的人,终究把事情办成了。

叶飞晚年极少谈及1966年的那封信。偶尔有人问起,他只是摆手:“留给史料吧。”语气平淡,却透出对大起大落的参悟。这份克制与担当,或许正是他得以再度被倚重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