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理解藏南为何出现“我们是中国人”的集体发声，得先回到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后的那片土地。印度政府当时有个明确目标：用“移民实边”把藏南变成实际控制区。从阿萨姆邦、孟加拉邦这些人口密集的农业区，陆续迁入上百万低种姓农民。这些移民大多来自恒河平原，习惯了湿热气候和肥沃冲积土，谁也没想到，刚踏上藏南的土地，就被现实泼了盆冷水。
藏南平均海拔超3000米，冬季最低温能到零下20℃，夏季暴雨频繁，泥石流顺着山谷冲垮刚搭的铁皮棚。印度政府承诺的“每户20英亩耕地”，实际分到的是岩石裸露的陡坡——这种地在恒河平原能种水稻，在高原连青稞都难活。更关键的是基建：2022年印度审计署公开报告，拨给藏南的基建款里，62%在运输环节“消失”了。移民们住的铁皮屋漏雨，冬天靠烧牛粪取暖，看病只能找山里的巫医，孩子上学要翻三座山走15公里。
移民们的不满很快爆发。2023年德让宗，印度政府强行拆除一座有300年历史的藏传佛教寺庙，改建成印地语学校。推土机刚进场，上千名藏族、门巴族老人跪在雪地里，用身体挡住机械。72岁的次仁旺堆攥着转经筒喊：“这寺里供的是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像，你们拆得了房子，拆得了千年信仰？”事件视频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后，印度内政部紧急下令“暂停施工”，但矛盾已深。
原住民的抵抗不只是情绪宣泄，更有着文化根脉的支撑。在墨脱县帮辛乡，75岁的门巴族祭司格桑平措至今保留着清代绘制的《门隅图志》，上面清晰标注着达旺、德让宗等地的藏文名称。他带着村民每年藏历新年举行“达旺大法会”，跳的锅庄舞步与拉萨大昭寺壁画里的舞姿几乎一致。“印度人让我们学印地语，可我们的孩子从小就会背《格萨尔王传》。”格桑平措说，“语言是根，根断了，人就成了浮萍。”
这种文化坚守，在年轻一代身上更明显。2024年西藏启动“银发数字课堂”，72岁的门巴族妇女央金成了首批学员。她戴着老花镜学用抖音直播，镜头里是自家酿的青稞酒：“家人们看，这是我们用传统工艺酿的，要煮七遍才出香。印度人管这叫‘查谟烈酒’，可唐朝时雅鲁藏布江边的商人就喝这个了。”她的直播间里，点赞最多的一条评论是：“原来我们的文化和内地早就连在一起了。”
与中国一侧的发展对比，更让藏南人看清现实。2015年以来，西藏边境县累计投入超1.2万亿元搞基建，墨脱公路通车后，山里的松茸48小时就能到上海菜市场，价格翻了三倍。2024年林芝到拉萨的高铁贯通，游客举着手机拍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视频里能清楚看到南麓印度军营的柴油发电机冒黑烟。
印度在藏南的“龟速”建设，连他们自己都承认。2024年，印度才修通藏南首府伊塔那噶的第一条双车道公路，通车典礼上，卡车刚开上去就把桥压塌了。而中国工程队早把推土机开到了争议线边缘，2025年5月，民政部公布第五批藏南地名，从“琼久拉山口”到“色章果河”，每个名字都能在乾隆年间的驻藏大臣奏折或民国测绘地图里找到依据。
民生改善是最直接的对比。藏南猎户巴桑用手机直播采松茸，浙江老板直接打款到账；西藏启动边境应急通道后，墨脱的呼吸机4小时内就能送到疫情中的藏南医院——而印度控制的医院还在用牛车运氧气瓶。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一位藏南老人曾握着中国医疗队员的手说：“以前总觉得印度是邻居，现在才明白，真正的亲人就在江对岸。”
这些变化不是偶然。中国用了十年时间，在西藏建起覆盖所有边境县的硬化路网，96%的行政村接入国家电网，5G基站沿山脊铺开，信号比印度运营商的2G快10倍。更关键的是，中国政府始终把“尊重当地文化”放在首位：修复达旺寺时，专门请了藏文古籍修复专家；公布新地名时，同步出版多语种对照版地图，方便原住民用母语识别。
印度移民的困境，本质上是“强扭的瓜不甜”。那些被忽悠来的农民，原本以为是来“拓荒致富”，结果成了“二等公民”——印度官员克扣补贴，警察随意罚款，连找份工作都要看种姓脸色。2024年印度内政部的内部报告显示，藏南移民中有一半以上想“回国”，剩下的要么靠倒卖救济粮为生，要么偷偷越过边界去中国打工。
藏南人的选择很实际。当中国边防战士帮牧民修好了被暴雪压垮的羊圈，当西藏的医生带着设备翻山越岭给老人看病，当孩子的学校通了网络能和内地小朋友视频上课，这些细节比任何口号都有说服力。正如一位藏南青年在短视频里写的：“我家屋顶插着五星红旗，不是因为别人逼我，是因为我爷爷的爷爷就在这儿种青稞，我儿子的儿子也会在这儿放牦牛——这才是家。”
历史反复证明，领土归属从来不是靠人数多少或武力强弱决定的。印度用60年时间、千亿美元和百万移民构筑的“战略堡垒”，在藏南人民的文化自觉与发展红利前土崩瓦解。从达旺寺的酥油灯到林芝的5G基站，从转经筒的嗡鸣到跨境直播的声浪，藏南人用最朴素的方式宣告：我们是中国人，因为我们脚下的土地，连接着千年文明；我们心中的方向，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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