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一月份，正值危急关头之际，遵义会议召开并重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补了教员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自此，教员跻身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当时，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五名常委组成，分别是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以及毛泽东。实际上，党中央总书记一职由张闻天担任，这标志着遵义会议后中央领导核心的形成。
彼时的刘少奇，身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尚非正式委员之列。纵然身居党内领导之位，其排名亦居于十数名之后，鲜为人知，声名不显。
观察刘少奇所履行的职务，不难发现他在党内长期致力于工会事务。这并非意味着工会工作无足轻重。事实上，共产党最初正是源于工人运动而崛起。然而，自1927年起，党的工作重心已由城市转向农村，大力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启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这些农村革命根据地大多位于小县城、偏远乡镇乃至农村，与北上广等大城市截然不同，那里鲜有大型工厂，产业工人数量寥寥无几。即便刘少奇于1932年进入中央苏区后仍继续领导工会工作，担任中华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但所谓的“工人”群体已不再是传统的产业工人，而是包括小商贩、手艺人、苦力、裁缝、剃头匠、木匠等，这些人的文化政治素养普遍较低。
再者，三十年代，战争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众多后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崭露头角，建立了赫赫战功。诸如教员、彭德怀、林彪、陈毅、李先念等，均在此期间崭露头角。然而，刘少奇并未在军队中任职。仅在长征期间，短暂地担任过红八军团中央代表，参与该军团的领导工作。红八军团系长征前匆忙组建的新军团，成员均为中央苏区后期新入伍的战士。不久后，该军团遭受重创，番号被取消，并入红五军团。刘少奇随后改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未能有机会积累战功。因此，从1927年中共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始，尽管刘少奇曾一度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但其工作并不那么显眼，也未能在党内占据核心位置。
即便长征抵达陕北，刘少奇依旧执掌工会事务，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委员长一职。然而，彼时的陕北苏区物质匮乏，工业基础薄弱，工人数量稀少，刘少奇在党内的影响力依然相对有限。
本文简要回顾了刘少奇在大革命失利至长征终结期间的历程，旨在阐明一个事实：随着党的工作中心从城市转向农村，从工人群体过渡至农民阶层，从工人起义转变为土地革命，刘少奇长期致力于的工会工作领域逐渐被边缘化。尽管他依然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在党内的影响力并不显著。
然而，仅过八年，即1943年3月，中央领导机构便进行了调整。尽管政治局委员的改选需待中共七大召开，但当时的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于自遵义会议以来的一系列路线斗争，已变得七零八落，难以正常履行职责。实际上，仅剩教员一人在繁忙中奔波。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以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并在七大选出新的政治局之前作为过渡。这个中央书记处成为了中央领导的核心，党内所有重大事务均由其决策，所有重要指示亦由其发布。
中央书记处人数是多少？
仅三位领袖：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其中，毛泽东担任主席，对书记处所负责的中央日常事务拥有最终决策权。这一安排，相较于中共七大选举产生的五大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的阵容，提前了数年。这实质上标志着中央第一代领导核心的初步形成。
更进一层，书记处之下设有两个核心机构，即宣传委员会与组织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的辅助机构，发挥着重要作用。
毛泽东担任宣传委员会的书记，刘少奇则执掌组织委员会的领导之职。众所周知，宣传与组织是中共的核心要务，由此不难看出，刘少奇在党内地位显赫，仅次于毛泽东，位居第二。他负责管理两大核心机构之一，并深度参与党内重大决策的制定。
鉴于当时正值战争时期，为确保党的工作与各项政策能与军事行动实现更紧密的协同，特别决定刘少奇加入军委，并担任军委副主席之职。
此外，为了实现各地区工作的统一领导，特决定由刘少奇全面负责华中地区的党、政、军、民各项工作，而陕甘宁及晋西北地区的党、政、军、民事务则由任弼时统一领导。
此刻，刘少奇已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此后二十余载，他始终位居党内第二把交椅，身为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者，是教员的传承者，其地位稳固，历久弥新。
在抗战初期的短暂时光里，长期从事工会工作的边缘人物刘少奇究竟有何卓越贡献？是否正是这些功绩让他迅速攀升至党内第二把交椅？这一切都与他在抗战初期所取得的两大显著成就紧密相连。
发展华北
溯至1935年12月17日，一二.九运动的余波尚在震荡，国内外政治格局亦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陕北初定脚跟不久，中共中央便及时召开了瓦窑堡会议，正式确立了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
在此次会议中，中共中央作出重要决策，决定赋予刘少奇以重大使命。他将被任命为驻北方代表，肩负起指导中共北方局工作的重任，同时负责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宣传党的新政策。
这标志着刘少奇职业生涯的一个关键转折点，他由此从边缘的工会岗位转向了最前沿，投身于为党开拓疆土、为中共开辟崭新局面的伟大事业。
1933年，中共临时中央将总部从上海迁至中央苏区。然而，由于通讯联络的困难，加之国民党军队持续的封锁与围剿，中央对全国各党分支机构的领导力逐渐减弱。特别是自1934年中央启动长征以来，一度与共产国际及国内其他中央分局的联系完全中断。
鉴于中央苏区位于华南的腹地，北方的党组织接收中央指令的难度显著增加，以至于后来中央对陕北存在根据地和红军的情况，也是通过报纸才得以知晓。
在北方，除了西北地区的党组织力量较为雄厚，华北地区中共亦保留有河北省委，该省委设于天津，与中共中央北方局实行“一套机构，两块牌子”的模式。河北省委实质上即为中共北方局，而北方局亦等同于河北省委。正是北方局的领导下，发动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在河北南部，党还领导着规模虽小但具有一定军事基础的游击队。
鉴于北方局与长征中的中共中央长期失去联络，对瓦窑堡会议中中共战略方针的调整并不明晰，加之王明、博古等人的左倾路线在党内仍具深远影响，我们预判，已定都陕北的中共未来发展方向必然是向华北地区拓展，涵盖陕西、山西、绥远、河北及山东等地。为此，亟需派遣一位能力出众者前往北方局，为其奠定坚实基础。
自1928年起，刘少奇曾在顺直省委任职，即今日之河北省委，彼时便已深入北方地区，对当地情况了如指掌。他曾执掌满洲省委，积累了深厚的地下工作经验。自长征伊始，他便与党中央同进退，对中央战略的调整、组织结构的演变有着深刻理解。鉴于此，委派刘少奇前往北方局工作，可谓恰逢其时。
自1936年年初至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夕，他肩负中共北方局代表的使命，引领该局全面开展工作。那时，全面抗日战争尚未爆发，他内政工作的焦点在于整饬党的组织、提振士气和调整北方局的思想与工作导向；而外交上，则致力于统一战线的构建。正如我先前所述，统一战线是一项战略性的军事行动，曾一度挽救了中共的命运，而成功的统战甚至能改写历史的轨迹。
北方局与中央，一东一西遥相呼应，最终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这不仅为即将到来的抗战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使在国民党残酷追击下的中共重获新生。
在这段时期，刘少奇还完成了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当时，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关押着众多党的干部。这批干部大多是在30年代初期，由于北方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而被捕的。至1936年刘少奇抵达北方局时，仍有60余人被囚禁，其中包括了日后党内的重要人物，如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鉴于党内干部本就匮乏，尤其是缺乏具有北方工作经验的干部，若能成功营救这批人出狱，无疑将极大地增强中共在北方的实力。
刘少奇随即向中央请示，并迅速展开行动，成功地将这批干部从狱中解救出来。后来，这批干部在中共建立北方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直至六十年代，其中仍有四十位幸存者健在，他们中有二十二位担任了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及以上，乃至国务院副总理等领导职务。当然，此事也引发了六十年代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关于此事，此处不再赘述。
自七七事变爆发，直至1938年10月，这段时期标志着第二阶段的开始。随着平津的沦陷，刘少奇在太原重新组建了北方局，并亲自担任书记一职。在此阶段，党的核心任务便是全力推进华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几乎与八路军奔赴前线同步，刘少奇便已敏锐地将准备和发动游击战争提升至北方局任务的核心位置。八路军初上战场，所采取的是运动战战术，例如1937年9月的平型关大捷，便是此类大规模运动战的典型范例。当时，在党内对于八路军在华北战场应采取运动战还是游击战，尚存分歧。毛泽东同志确定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然而，党内主张运动战的声音依然占据一定比重。
此刻，刘少奇的思想与教员已达成了高度契合，他明确向中央汇报称，干部及工作的核心应聚焦于乡村，以组织游击战争为主要任务。
与此同时，刘少奇迅速在北方诸省展开布局，派遣人员奔赴平津、河北、山东及绥远等地，积极与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并指导他们展开抗日游击战的各项准备工作。
在前三个月的部署中，八路军主要协助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抗战努力，尚无暇分身创建根据地或深入敌后区域。单纯依赖八路军主力部队的力量，欲在广大乡村迅速开展游击战，无疑是力不从心。然而，刘少奇早早便着手规划华北地区的游击战争，为后续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构建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运作模式。鉴于八路军仅有四万余人，想要深入成千上万的乡村，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便短暂进入某一区域，由于对当地地形不熟悉，失败的风险极高。通常的做法是，首先在当地培育党组织，奠定坚实的政治根基，深入了解当地状况。随后，派遣军事干部至当地，对游击武装进行训练，以夯实军事基础。紧接着，派遣主力部队作为支撑力量，在当地扎根，并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唯有如此，才能确保根据地的成功发展与壮大。
刘少奇早年便在北方诸省精心布局，致力于壮大各地党组织，构建起坚实的中共组织体系。此举为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以及山东四大北方抗日根据地的诞生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主力部队东进的过程中，他亦持续推动地方中共组织的成长与壮大，功勋卓著，不容忽视。
设立华中战略区
随着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稳步发展与巩固，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旨在总结抗战以来的各项工作，并解决路线上的分歧。对于刘少奇而言，这次会议不仅对党的战略方向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将为他个人的职业生涯带来重大的转变。
在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会议作出了一项关键决策：明确了“强化华北阵地，拓展华中区域”的战略方向。为何在加强华北防御的同时，也强调华中地区的开发？这主要是因为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加剧，当年十月，广州和武汉相继失守，华中及华南广大领土沦陷，迫切需要在这些地区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战，构建新的抗日根据地。
为确保该战略方针在组织层面得以有效实施，中央作出决策，决定成立中共中原局，以强化党对华中地区工作的领导。
中原局由刘少奇、朱瑞、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等同志组成，担任委员。刘少奇同志担任中原局书记一职。自此，长江以北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区党的各项工作，均由中原局统一指导。
恰似在华北分公司成立之後，紧接着便是华中分公司的创建，刘则肩负起华中分公司总经理的重任，致力于开拓华中市场。
刘少奇虽将一批干部自延安引至南方，然而华中地区的干部队伍仍显不足。鉴于此，他着手举办各类干部与党员培训班，此乃其擅长的领域。作为党内杰出的理论专家，他亲自为这些干部授课，从而为华中根据地的建立培育了众多优秀干部。
数月辛勤耕耘，中共在豫中地区的影响力迅猛增长。鄂豫苏边、鄂中、鄂西北、鄂东等地相继建立起大小不一的数十支游击队。中原局亦着力培养军事人才，先后派出14支基干队伍，总人数达4800余人。以此为核心，组建了新四军第二师一部、第四师和第五师。部分骨干力量亦被补充至新四军第三师和第七师。在中共的领导下，武装力量和党员人数均突破2万人。
中原局最为显著的功绩，莫过于成功建立了苏北根据地。彼时，中原局驻地位于河南，积极推动河南、湖北、安徽三省的游击战争。然而，关于下一步的发展方向，中原局内部意见不一。最终，中央决定向东，直指江苏沿海地区。即便高级干部间思想尚存分歧，刘少奇同志的观点却始终与中央保持高度契合。1940年2月，中原局颁布了《关于建立苏北、皖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明确了华中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路径，从而解决了长期困扰华中各级党组织的思想路线难题。
这实为不易，相较之下，与中原局同期成立的中共东南局，项英担任书记。东南局负责领导新四军，同时管辖中共浙江省委、江西省委、福建省委、皖南特委、苏南特委及苏皖特委，势力同样强盛。然而，项英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的理解有所不足，对向敌后发展的策略执行不力，长期处于犹豫不决的状态，未能及时深入敌后。他的战略路线与中央和中原局存在分歧，甚至下达严令，禁止陈毅的江南指挥部北渡长江，以防与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因此，新四军未能获得较大的发展，军部也困守在皖南，最终不幸遭遇皖南事变。
刘少奇同志始终与党中央的战略思维保持高度契合，他多次与广大干部进行深入交流，耐心地予以说服，确保中原局的干部群众思想统一于中央的战略部署。这正是高超的领导艺术所在。在此过程中，他与项英同志也多次展开激烈的辩论，坚决主张陈毅部队渡江北上，以便与南下的八路军协同作战，共同发展苏北地区。中原局起初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皖东根据地的建设，充分发动群众，深入到区、乡一级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皖东根据地不仅巩固了，而且成为后续进军苏北的重要战略基地。
皖东根据地的建立，标志着中共迈向新的征程——继续向东拓展，创立苏北根据地。对陷入困境的中共而言，苏北之地举足轻重。这里农业与渔业繁荣，盛产粮食、棉花、油脂、盐等重要物资，足以保障中共军队充足的军需供应。正如古人所言，“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苏北的丰饶资源，为中共军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亦免除了国民党可能停发军饷、断绝供应以及实施封锁的忧虑。
苏北之地，历来备受瞩目，日军与国民党军均视其为必争之地。因此，在此地创建根据地实非易事。苏北境内，不仅有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代主席、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所率领的十万雄师，还有国民党苏鲁皖游击总指挥李明扬部以及国民党财政部税警总团陈泰运部。国民党在苏北的势力根深蒂固，实力不容小觑。
鉴于苏北地区国民党顽固派势力明显强于新四军，1940年3月，刘少奇向党中央提出了派遣华北八路军精锐部队，至少包括三个团的建议，以支援苏北的作战。党中央采纳了刘少奇的提议，并据此制定了开辟苏北根据地的战略计划。随后，中央下令八路军总部调配黄克诚指挥的344旅以及鲁南部分八路军南下，以支援苏北根据地的防御与战斗。
黄克诚率部南行，与新生的新四军成功汇合后，中共在皖东北汇聚了约两万雄师。这些部队源自各异系统，指挥上缺乏统一性。鉴于当时华中地区鲜有大帅级人物可资派遣，刘少奇遂临危受命，肩负起对华中地区党政军群的全面领导职责。
八路军挥师南进，新四军挺进北方，南北夹击，齐聚苏北，为中共在苏北实施战略布局创造了有利时机。紧接着，历经郭村之战、黄桥之役，中共最终将苏北的国民党顽固势力击溃，确立了自己在苏北的绝对领导地位。苏北抗日根据地逐渐成型，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根据地。
然而，这一切尚处于起步阶段。若不稳固苏北根据地，中共在苏北的立足将岌岌可危。巩固根据地，关键在于建立自己的政权。缺乏政权，中共的武装力量将沦为流寇。而建立政权、开展群众工作正是刘少奇的强项。他早已对长远规划有了深思熟虑。
1940年十月，刘少奇同志率中原局机关，携黄克诚部与陈毅将军会师，随即召开会议，深入探讨巩固苏北根据地的策略。经充分讨论，最终确立了以下四项关键措施。
1. 统战工作：着重加强对于地方权势阶层及士绅阶层的统一战线建设，致力于构建三三制政权。
2. 积极倡导群众参与减租减息运动，以此激发民众对中共抗日事业的热情与支持。
3.积极组建地方抗日武装力量，坚决清除反动势力的渗透和影响。
四、致力于拓展党的工作领域，积极争取知识分子的支持，并加强与其他友军的联络合作。
恰在此时，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领导机构及其直属部队遭受几乎全军覆没的惨痛打击。消息一经传出，刘少奇同志便是最先得知并迅速向中央汇报。全党全军为之义愤填膺。中共中央随即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在政治和军事上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国民党的反共攻势，坚决予以粉碎。
此刻，刘少奇冷静地剖析了敌我双方的态势，提出中央应仅从政治层面全面发起反击，而在军事上则暂时不宜采取全面反攻的策略。这一基于实际情况的建言，对于中央在处理皖南事变问题上的决策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面对国民党对我新四军的无端污蔑，以及撤销我军番号的决议，刘少奇同志迅速向中央发出电报，请求重建新四军军部。他任命陈毅同志为新四军代理军长。新军部成立后，刘少奇同志将新四军整编为七个师，总兵力达到九万人。新四军以崭新形象重返抗日战场，让广大干部战士摆脱了皖南事变留下的阴影。刘少奇同志的积极努力，不仅稳定了华中地区的局势，也为全国带来了安宁。
经过统一整编后，新四军的管辖范围覆盖了原东南局的区域。在皖南事变中，东南局虽名义上尚存，实则已名存实亡。鉴于此，党中央决定将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组建华中局，并由刘少奇担任书记及新四军军分会书记一职。此举实际上是将华中、华南的整体治理权交予刘少奇，使他成为华中华南地区党政军群的最高领导者。中共一半以上的力量由他执掌，其麾下集结了陈毅、粟裕、黄克诚、张云逸等众多杰出将领。
在军心民心的稳定之后，刘少奇随即全身心投入巩固华中根据地的艰巨任务。巩固华中，离不开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广泛动员。为激发群众参与热情，刘少奇运用了他的策略——减租减息。在刘少奇的强力推动下，华中各根据地相继颁布了“二五”减租条例，并组织大量干部成立民运工作队，深入农村，广泛开展减租减息运动。这一运动在华中取得了显著成效，确保了中共在各根据地的牢固扎根，基层组织也深入农村。后来，刘少奇返回延安途中途经山东，又成功复制了这一经验，解决了山东根据地发展停滞的问题。
刘少奇因卓越的业绩深受中央的青睐，而他在开辟华中地区的贡献，更使中共声威大振。1942年，中央决定将他召回延安，参与党的领导工作。毛泽东同志对刘少奇的归来充满期待，急切地希望他能重返延安，共同辅佐。同时，对刘少奇一路上的安全也极为关切，生怕发生任何意外。为此，毛泽东同志多次致电华中局和彭德怀，要求他们务必做好刘少奇沿途的保卫工作。
在返程延安的途中，刘少奇再次展现了卓越的功绩。尽管1942年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已有一定程度的成长，但主要领导层间始终存在着路线分歧，八路军山东纵队与115师亦未能实现有效融合，致使山东根据地的进步未能满足中央的期望。在多次反扫荡战役中，损失惨重。鉴于此，中央决定，在刘少奇途经山东时，委托他一并解决这一棘手问题。刘少奇不负重托，抵达山东分局后，立刻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他先后与山东分局书记朱瑞、115师代理师长陈光、政治委员罗荣桓以及山东纵队政治委员黎玉进行了深入交谈，成功化解了他们之间的纷争。他指出，山东根据地未能迅速发展壮大的关键在于未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导致群众动员不足。此外，他还协助山东分局纠正了肃反扩大化、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等复杂问题。刘少奇的到来，宛如对症下药，使得山东根据地的问题得以迎刃而解，从而迈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拓展华北与华中抗日根据地，中共由此拥有了辽阔的领土和千百万民众的坚定支持，正规军的人数也激增至百万之众。这一成就，足以与教员当年开创井冈山根据地的丰功伟绩相提并论。若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视作中共武装力量从无到有的起点，那么刘少奇开辟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则标志着中共武装力量实现了从一到二的飞跃，其功绩斐然。正是基于此，他在1943年得以跃居党内第二把交椅，且其地位稳固，长达二十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