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徐向前透露：假如没有西安事变，中央仍留了一招强有力杀手锏
徐向前位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十位元帅之中。
他于1901年在山西出生，年轻时进了黄埔军校学习，当时国共两党合作关系虽已岌岌可危却还未彻底破裂，他在那时认识了许多后来在两党中都有很大影响力的人。
1927年，他正式加入了共产党，自此成为革命队伍里的关键领头人。
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带着红四方面军跟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打了无数场硬仗。
他性格坚毅、行事果敢，既是长征路上的参与者，也是战略谋划的能人，哪怕身处绝境也绝不退缩。步入老年后，他在撰写回忆战争经历的《历史的回顾》以及接受多次访谈时，揭秘了共产党部分战略部署。
其中一个特别惊人的观点是：就算没有发生西安事变，党也还有一张能扭转乾坤的“王牌”。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走完长征路，成功到达陕北，在甘泉和保安一带跟红十五军团会合，初步形成了以陕甘地区为根基的战略态势。
中国共产党刚到陕北的头一年，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依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陕北那块地方自然环境差，地形也不太开放，经济也欠发达，跟南方那些有农业和交通便利条件的革命根据地比起来，差得远了。
红军战士大多来自江西、湖南、福建这些南方省份，到了黄土高原后，因为那里气候恶劣，很多人都不适应，不少士兵没跟敌人打仗，就因为太冷、吃不饱等原因生病或身体变差了。
因为陕北地理偏远、交通不便，物资又十分匮乏，红军在这里的物资补给和兵员补充都面临极大困难。
在军事上，国民政府还是对中共中央采取了强硬的打压手段。那时，驻守在西北的东北军和西北军，虽然张学良和杨虎城对中共的态度有些微妙，但他们并没有完全放松警惕。
受南京方面施压影响，陕北地区双方频繁发生冲突，红军遭受了较大损失。
1936年刚开始的时候，为了扭转不利的局势，红军打响了西征战役，打算往甘肃那边拓展地盘，好获取更多的物资和更大的战略回旋余地。
因兵力太散、物资补给跟不上，再加上当地民团拼死反抗，这场仗最后打输了。这不但没让红军的难处减轻，反而让本就不多的兵力更吃紧，队伍里悲观的气氛也更重了。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中共与国民党开始了暗中接触。
1935年夏天的时候，国共两党就已经悄悄开始了不太正式的有限联系。这事儿之所以会发生，主要是因为那年5月闹出了“华北事变”——日本加快了对华北的军事侵略步伐，还搞了个“冀察政务委员会”，这实际上让国民政府在华北的统治权变弱了。
日本在华北搞的侵略那一套，不但严重威胁到了中国的主权，还让西方列强提高了警惕。
1935年下半年，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借由外交途径向蒋介石传达了担忧，提议他在日本施压加剧的情况下，先“稳固政府根基”，再与共产党展开一定程度的接触和商讨。
这个提议，看起来是对国共两党关系的实际考量，实际上却是美国想借推动中国国内团结，来降低日本在东亚扩张产生的影响。
差不多同一时候，苏联也利用外交途径向南京政府表明了想合作的意向。
苏联方面直接表明，要是国民政府肯改变对外策略，一起联手抗日，那苏联就能给提供军事技术和物资等方面的帮助。
对蒋介石来说，他虽然一直把共产党当成最大的威胁，但也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中国的海军和空军根本不是日本的对手。真要打起仗来，东南沿海肯定守不住，到时候要是没有外国的帮助，中国就会完全处于下风。
1936年前半段，因为抗日要团结各方力量的事情正在酝酿，加上国内局势很不稳定，所以共产党和国民党通过多种途径悄悄进行了接触。
其中一次具有国际代表性的会面，是在苏联的莫斯科进行的，参与人是当时国民党在苏大使馆的武官邓文仪，以及中共派到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
两方虽持不同立场，可他们的对话却为接下来的政治协商开了个好头。
与此同时，国内在沟通方面也有了新的进展。
这种非正式、自由松散的交流方式，虽没有正式谈判那样的分量，但也能看出在局势影响下，两党之间其实有互相交流的潜在需要。
7月的时候，按照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部署，潘汉年以秘密身份到上海，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进行了当面谈判。
陈立夫在“中统”里是个关键角色，既管情报又管党内事务，还被看作是蒋介石政府对共产党政策走向的指示牌。
刚开始，陈立夫所表达的态度还算比较缓和。国民党那边先给出了个初步态度：“只要是为了国家统一、一起抗日，什么办法都可以商量”，而且在军队怎么安排、政治上怎么合作这些问题上，也没提什么太苛刻的条件。
但这看似"柔和"的做法，很快就被看出不过是权宜之计。
其实，蒋介石在南京那边的做法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根本没打算跟共产党平起平坐地签协议，而是想先靠谈判稳住局面，等红军亮出底牌后，再用武力逼迫中共让步。
张学良最先看穿了蒋介石心里的真实打算。
10月18号这天，张学良悄悄发了封电报给在西安的叶剑英，跟他说：“南京那边打算调兵来围剿，想收编红军呢。”还提到蒋介石已经决定亲自去西北前线，打算“先打仗，再讲和”。
叶剑英紧接着向中央发出了紧急提醒，说胡宗南的部队正在快速向北集结，陕西的防线将会承受极大的军事威胁。
11月10号这天，潘汉年依旧在上海和陈立夫进行谈判，可没想到，这次陈立夫的态度一下子变得强硬起来。他提出的那些条件非常过分，实际上就是要让中共毫无条件地放弃武装力量和解散政治组织。
中央很快察觉到谈判已难以推进。但此刻，胡宗南的军队快要打到陕西的中心地带了，红军力量分散，物资也供应不上，一场大战眼看就要爆发。
为了防备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中央在延安悄悄制定了一个“再次长征”的计划，要是敌人太强我们太弱，就准备再次突围转移，保护好关键力量。
张学良和杨虎城早就看蒋介石不顺眼了，觉得他处理西北问题的方式太强硬，尤其是蒋介石坚持要先打共产党再抗日，这和他们想联合起来一起抗日的想法完全对不上。
两人获悉南京那边的真正意图后，便悄悄谋划用极端方式逼蒋改变策略，这便成了后来“西安事变”的序曲。
12月12日一大早，张学良和杨虎城一起行动，把蒋介石扣了起来，这一下子就打乱了蒋介石原先“先打仗再谈判”的算盘，也让中国的政治局势开始发生大变化。
1936年11月8号那天，红军西路军的头儿徐向前，在往宁夏走的路上，收到了中共中央发来的新电报。
徐向前看到电文内容后大为吃惊，因为里面计划的行动规模比之前的战略部署大得多。核心计划是，一旦谈判失败，就要开展一场代号未知、路线曲折的第二次大规模战略行动，也就是所谓的“第二次长征”。
要是中共和国民党在上海的政治协商谈崩了，那中共中央和红军的主力部队就得再次踏上大规模转移作战的路途。
这个计划要走的路线，比1934年那次长征的路线还要曲折复杂得多。
红军的主要行动路线是：先从陕北向东进发，穿过河北、河南、山西三省交界的地方，突破敌人的后方防线，接着往南渡过黄河，进入安徽和山东交界的区域，然后往西南方向行进，经过原来鄂豫皖苏区的地盘，最后往北走，经过湖北、河南、陕西交界的地带，到达关中地区，再转向西北，朝河西走廊方向前进。
在这个布局里，西路军承担的任务显得格外重要。
中央命令徐向前带领部队进驻河西一带，在相对独立的环境中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做好军事防御部署，以便为红军大部队的长途转移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和接应保障。
他们的政治打算有这些：让红军掌控的地盘变得更大，提升中共在政治上的话语权，用打仗的方式给蒋介石那帮人点颜色看看，还要为全国一起抗日创造更好的环境。
原本打算开展的"新长征"计划最终没能成行，这并非因为战略上的变动，而是局势在极短时间内出现了两次重大变化。
最先发生的是西安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动用武力扣押了蒋介石，想让他改变主意，不再坚持“先安内才能攘外”的做法。
这一行动很快让南京方面针对陕甘边区的军事围剿计划泡汤了，让中共中央没撤离根据地就转危为安。
再者，就是11月21日那场山城堡战役所引发的战术层面的变化。
中共中央和南京那边谈判卡壳了，陈立夫11月10号还提了个特别苛刻的条件，结果才过八天，红军就立马展开了军事反击。
彭德怀带领的红军在山城堡那一带巧妙埋伏，把胡宗南手下的一整支旅打得惨败，还缴获了好多武器和物资。
红军在部分战斗中获胜，外部压力也有所减轻，这时原本在筹备的“第二次长征”方案就被暂时放下了，中央决定先不进行战略转移，而是集中精力应对因西安事变引发的复杂政治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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