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贵州遵义，一栋小楼里。
气氛凝重得能拧出水来，博古的报告刚念完，李德的翻译还在那比比划划。
会场上，几十号人，鸦雀无声。
红军的未来，就攥在这几十号人手里，一个不对付，就是全军覆没。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个躺在担架上、重伤在身的人，挣扎着要开口。
01
这事儿吧，得从1934年10月说起。
第五次“反围剿”，打得那叫一个惨。为啥？指挥上出了大问题。当时掌舵的是博古，还有个洋顾问李德。这俩人，一个敢说，一个敢听，都是从苏联回来的“学院派”。
他们那套打法，说白了就是“本本主义”。李德拿着地图，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玩起了“欧洲战争”。国民党军修碉堡，他也让红军修碉堡，搞什么“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
这不是拿鸡蛋碰石头嘛。红军的看家本领是啥？游击战、运动战，灵活机动。结果全被这套打法给摁死了。
毛泽东当时已经被排挤出了军事指挥核心，他看着是干着急。他提的意见，人家根本不听。你一个“土包子”，懂什么叫“现代战争”？
结果呢？根据地丢了，队伍待不下去了，只能被迫战略转移，也就是长征的开始。
长征一开始，这套瞎指挥还在继续。博古和李德，简直是把整个苏维埃家当都给搬上了。什么兵工厂、印刷厂、桌椅板凳，瓶瓶罐罐啥都带上。
这哪里是行军打仗，这不就是“大搬家”嘛。
队伍拉得老长，走得又慢。蒋介石那边可不傻，早就算准了红军的路线，在前面布下了天罗地网。
最要命的一仗，就是湘江战役。
红军吭哧吭哧走了一个多月，才磨磨蹭蹭到了湘江边上。国民党几十万大军早就在对岸等着了，飞机大炮一顿猛轰。
那一仗，打得是血流成河。红军硬着头皮往上冲，从11月底打到12月初，总算是过去了。
可过去之后一清点人数，所有人都傻眼了。出发时的8万6千多人，只剩下3万多了。
5万多人，短短几天，就没了。
这一下，整个队伍都炸了。从高级将领到普通士兵，怨气冲天。大伙儿心里都憋着一股火：这仗，到底是怎么打的？再这么下去，是不是都得死在路上？
02
其实在出发前，还出过一个岔子。毛泽东和王稼祥，差一点就没能跟着队伍走。
1934年10月，出发前夕，王稼祥被飞机炸伤，伤势极重。毛泽东呢，也身患疟疾，身体虚弱。
那个洋顾问李德，一看这俩“病号”，大手一挥，决定把这些伤员干部都留在“安全”的地方。
说白了，就是嫌他们累赘，拖慢行军速度。
这消息一出来，好多同志都急了，纷纷跑去劝说李德。他们讲，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是红军的创始人之一，怎么能没有他。
毛泽东自己倒不怎么在乎个人去留，但他一听说王稼祥也要被留下，立马坐不住了。
他跑去找李德，很严肃地跟他谈。毛泽东说，王稼祥是军委副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身负重任，必须跟着队伍一起行动。
毛泽东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李德也不好再坚持，这才勉强同意他们俩随军转移。
于是，长征的队伍里，就多了两副担架。一副躺着毛泽东，一副躺着王稼祥。
也正是这两副担架，为后来的局势扭转，埋下了最关键的伏笔。
03
队伍过了湘江，又要开会决定往哪走。
按照博古和李德的原计划，是要去湘西，和红2、红6军团会合。
这个计划在当时看，好像没毛病。但毛泽东不这么想。他从各种情报里分析，敏锐地察觉到了危险。
蒋介石在湘西已经张开了一个更大的口袋，几十万大军就等着红军钻进去。这时候再去湘西，那不就是自投罗网吗？
在这个危急关头，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形势，提出了一个截然相反的建议：不能去湘西，必须马上改道，去贵州！
为啥是贵州？
第一，那边国民党的防守力量最薄弱，是个空当。
第二，能让红军彻底摆脱追兵，喘上一口气，化被动为主动。
这个建议一提出来，立马就遭到了博古和李德的强烈反对。他们觉得，这是在动摇原定计划，是“逃跑主义”。
毛泽东有口难辩，心里那叫一个憋屈。
没办法，他只好去找王稼祥。
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在她的回忆录里，详细记下了那次谈话。当时红军进入湖南西部通道之前，俩人就坐在一个草屋前的地上。
毛泽东看着李德博古那套排兵布阵，心里直打转。
他跟王稼祥分析，李德那些军事学识，都是从本本上来的，是从西洋外国来的，是从帝国主义战争里来的。
可红军打的仗，是在中国，是在革命根据地，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进行的反“围剿”。环境不同，条件不同，性质更不同。
“他拿十万八千里以外的和几十年前的战例战法来硬套，焉有不败之理？”
毛泽东接着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可惜这位洋顾问，既不知彼，也不知己。
说完，他长叹一口气。苦于自己在队伍里没有发言权，也只能发发牢骚。
王稼祥听完，摇了摇头。他告诉毛泽东，未必没有人听你的意见，队伍里，同意你看法的人，还是有很多的。
04
王稼祥不光是嘴上说说，他立马就行动起来了。他虽然重伤躺在担架上，但脑子是清醒的，威望也高。
他先是找了张闻天。
张闻天也是从苏联回来的，按理说跟博古他们是“一派”的。但他这个人比较务实，湘江的惨败，也让他受到了极大的触动。
王稼祥在担架上，把毛泽东的观点，和自己的担忧，仔仔细细地跟张闻天捋了一遍。
张闻天听了之后，当即表示，明确同意毛泽东的想法。
他还特地跑到毛泽东和王稼祥身边，利用休息时间交谈，还嘱咐保卫人员，一定要照顾好毛泽东。
就这样，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这3个人，就在这晃晃悠悠的担架上，结成了“同盟”。
他们的共识很明确：必须改变红军的前进方向，不能再让博古李德这么瞎指挥下去了。
光他们3个还不够。王稼祥又去找了一军团政委聂荣臻。聂荣臻当时脚底受伤化脓，也坐着担架。
王稼祥这人很直，开门见山就说，根据眼下的情况，必须撤掉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改组领导，最好让毛泽东同志重新出来统帅部队。
聂荣臻一听，当场表态：“完全赞成，我也早就有这个想法了。”
紧接着，朱德和周恩来也加入了他们的谈话。大伙儿一碰，意见高度一致，都同意毛泽东的主张。
这股力量，已经不容忽视了。
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中央开了个紧急会议。毛泽东再次提出改道贵州。
博古和李德当然还是反对。但这一次，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都站了出来。
5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拗过了2个人。最后，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方案。
12月15日，红军占领了贵州黎平。在这里，政治局召开了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在四川和贵州建立新的根据地。
这个决定，算是把红军从蒋介石的口袋边上，给硬生生拽了回来。
接着，红军兵分二路，向贵州北边进攻，一路是势如破竹，连着占了7座县城。
12月底，队伍到达乌江南岸的猴场。在这里又开了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
这次会议，第一次明确提出要以遵义为中心的贵州北部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
更重要的是，会议强调了一句话：“关于作战方针，还有作战时间的地点选择上，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
这话啥意思？
说白了，就是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这等于是给遵义会议的召开，铺平了最后的路。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进入了贵州遵义。
05
队伍在遵义开始休整。这口气，总算是喘上来了。
可问题还没解决。湘江的账，还没算清。
截至1935年，中央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已经长达4年了。从一开始的王明，到当时的博古、李德，队伍是吃尽了苦头。
大伙儿心里都有个疑问：为啥这帮“左倾”人士，就能在中央掌权这么久呢？
说白了，有几个原因。
第一，他们当中大部分人，特别是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那会儿，党在很多方面都是学苏联，所以对“国际代表”，天然带有一种信任。
第二，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着苏联留学的经历。在那个年代，这履历太漂亮了。
可履历漂亮，不代表会打仗啊。
他们这帮人，年龄都很小，大概也就20出头，没多少实际斗争经验。只会用书本上的知识生搬硬套，根本不懂中国的具体情况。
反倒是毛泽东这些在炮火里滚出来的“土干部”，更懂得怎么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打仗。
湘江一战，用5万多人的性命，让所有人看清了博古和李德的不足。也让大家意识到，只有熟悉中国情况的干部，才能带领红军打赢胜仗。
这股“算总账”的呼声，越来越高。
1935年1月10日，博古也坐不住了。他主动找到了周恩来。
博古说，一两个月来，毛、张、王、彭、林这些人对我们有些意见，大家要求开会，检讨一下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行动。
周恩来早就想“趁着这个能喘气的时候，好好地总结一下”，于是回应道，是要好好总结一下，起码要准备两个报告，一个是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一个是研究下一步的军事方向。
博古同意了。遵义会议的召开，就这样成了定局。
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这场生死攸关的会议，正式拉开了帷幕。
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
博古第一个作报告。他在报告里，还在为自己的“左倾”思想辩护。把失败归结为敌人太强大，这个那个客观原因，反正就是不承认自己指挥有错。
仗打输了，指挥官还在甩锅，这队伍怎么带？
接着是周恩来作报告。周恩来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并且主动做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
然后，轮到毛泽东发言了。
毛泽东一开口，就是一篇长篇发言。他憋了太久了，也想了太久了。
他没有绕圈子，直接开炮，把博古和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批了个底朝天。
他指出，他们的指挥，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是防守时的保守主义，是撤退时的逃跑主义。
他拿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做对比，一条一条地驳斥博古。说白了，不是敌人太强，是你们指挥失当！
整个会场鸦雀无声，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一场激烈又严肃的党内斗争，完全摆到了桌面上。一边是最高领导博古和“国际代表”李德，一边是之前备受排挤的毛泽东。
就在这僵局里，那个重伤员，王稼祥，被担架抬进会场的，他撑着要站起来。
他开口了。
王稼祥第一个旗帜鲜明地站出来，他表示：他完全赞同毛泽东的主张！
他接着说，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李德一再地拒绝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意见，否定了他们和广大群众在长期斗争中共同创造、并且行之有效的实际经验。
少数人还想脱离这个方法，但事情证明，就是实际的瞎指挥。
说到这里，他抬头看了一眼李德。正好李德也在看他，脸上是不满意的表情。
王稼祥没有理会，而是继续说了下去。
他指出，李德进入苏区之后，军事上的什么事都由他自己说了算，博古也只听他一个人的，完全背离了集体领导的制度。
不仅如此，他们还发明了一种惩办制度，自己做得不对，不自我批评，反而对于别人提出的正确意见，还一再否定。
这种领导方式，给我党我军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最后，王稼祥结论似地指出：事实证明，中国红军和党的胜利，只有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才能够完成，也必须由毛泽东这样的富有实际经验的中国革命家来主持革命的工作。
他郑重地提出要求：立即改组中央军事指挥机构，取消李德和博古的军事指挥权，由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
王稼祥的话音刚落，在座的人就鼓起了热烈的掌声。
他这一票，太关键了。他是第一个从“留苏派”里站出来，公开支持毛泽东、反对博古的人。这一下，彻底扭转了风向。
紧接着，朱德、彭德怀、刘少奇、陈云、李富春等人纷纷发言，批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的主张。
博古和李德，彻底成了孤家寡人。
遵义会议最后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三人团”，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
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而周恩来为党内委托，在军事指挥中，他负责最后的方案决定。
会后，中央常委分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这实际上，就是把红军的指挥权，交回到了毛泽东手里。
在毛泽东的带领下，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王稼祥和战士们一起，经历了长征的艰苦。
在雪山过草地的时候，由于环境过于恶劣，王稼祥经常是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着。时间一长，他的胃就出现了问题，肠子化脓，甚至爬出了蛔虫。
当时的医疗环境很差，部队在行军的时候只有消炎水，连止痛药都没有。
可他还是坚持了下来。
为了减轻担架员的负担，他硬是支撑下来自己走。在爬雪山的时候，他就是在警卫长的搀扶之下走了过来。
王稼祥就是凭着这样的毅力，坚持走完了长征。
建国之后，王稼祥并没有身居高位，而是去了外交战线。但毛泽东在很多问题上，还是喜欢和他进行讨论，询问他的意见。
如果说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那么王稼祥在会议上那关键的一票，那份在所有人沉默时、顶着巨大压力站出来的担当，是焊进历史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