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谈康生
——黄宗汉谈话琐忆
阎长贵
黄宗汉，身为康生的得力秘书，在康生麾下辛勤工作了数十年，亲身参与了康生主导撰写针对苏共的所谓“反修”系列文章——即“九评”的撰写过程，亦目睹了康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领导身影。康生离世后，得益于其生前的栽培与关照，黄宗汉得以被委以重任，担任军委办公厅副主任一职（副军级）。
他与康生共事已久，自是深知其人。然而，对于康生，他不仅未能留下全面的记忆，就连对某些方面或问题的深入回忆也付之阙如。这实乃遗憾之至，且是无法挽回和补救的遗憾。与此相似，还有一位与他一样，为康生担任秘书时间更长的李鑫。在康生离世后，李鑫成为了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传闻中，他甚至是第一个向华国锋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人。然而，他比黄宗汉更早离世，同样未能留下任何关于康生的回忆材料。
不言而喻，若缺乏李鑫与黄宗汉对康生的追忆，对康生这位历史人物的全面认知——无论是其正面或负面形象——都将受到严重局限。遗憾的是，在李鑫、黄宗汉生前，竟无人着手进行相关资料的“抢救”工作，更无人提及此事，这无疑是一大遗憾，也是一次深刻的教训。我国历来以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尊重历史传统享誉世界，然而在现今（或者说当代），却有人竭力引导人们淡化历史及其真相，这一现象令人深感困惑。试问，我们现今所出版的党史和国史著作，是否能够与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相提并论呢？
《史记》问世至今已有两千余载，鲜有人对其提出质疑。我们常言，“以史为鉴，以史育人”，然而，若缺失了“信史”这一基础，我们又如何能够“以史为鉴，以史育人”，又如何能够“启示未来”呢？
言归正传，回到我们的主题。黄宗汉并未留下关于康生的全面回忆资料，然而在“文革”结束后，我与他的交流中，他仍提及了康生的一些事迹。虽然这些描述不够全面和系统，但对于我们理解康生这位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近代史上不可忽视的人物，依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鉴于此，我不敢自谦，便执笔撰写了这篇短文。
一、
在1967年至1968年担任江青秘书期间，我有幸结识了黄宗汉先生。由于我们都是小知识分子，且在负责人身边从事相似的工作，彼此间很快便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无话不谈，宛如莫逆之交。在那个动荡的“文革”岁月里，他相较于我而言更为幸运，始终得到康生的青睐与重用。而我，却仅仅因为一年时间被江青诬陷为“坐探”，不幸落入监狱，被拘禁起来。
自“文革”结束以来，我们多次相聚，畅所欲言。他时常关切地询问我经济状况，并表示愿意伸出援手，我对此深怀感激。2001年3月22日，我与历史学家苏双碧先生一同前往国防大学探望他。他曾在康生被揭露和批判后，得益于某位大人物的关照，仅被降职至国防大学担任教员，而苏双碧先生与他是福建同乡。在这次会面中，他谈到了康生与中央一些人物的关系，我深感其重要性，于是回家后进行了追记，现正整理成文，准备公之于众。
1.
康生未曾察觉，《五一六通知》中所言“潜伏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式人物”，实则指的是刘少奇。在1966年，在197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审议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首个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之际，康生竟然与戚本禹、张春桥等众多人同，均未意识到《通知》中所提及的“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人物”竟然指的是刘少奇。
在本次会议的发言中，他亦对刘少奇同志进行了自我批评。他坦言：“在王明路线时期，我曾犯下了错误。当时，职工国际发布了一份文件，指责少奇同志持有右倾机会主义立场。我对此深信不疑，不仅抨击了少奇同志在职工运动中的表现，还曾在《斗争》杂志上发表文章，对少奇同志进行反驳，署名谢康。”
此事无可归咎他人，实乃自身思想之误，未能洞悉少奇同志身处白区亦在坚定贯彻毛主席的路线。”（摘自穆欣《梦醒时分——十年动乱纪事》未刊稿）此外，我在延安曾向你做过自我批评，今日我仍需向你道歉，未来也必将继续反省。不可效仿那些人，昔时虽曾反对您，甚至取代了您的位置，却未曾进行任何反省——（总理插话：便是那位××啊！）
康 生
2.
康生与邓小平间关系亲密。据黄宗汉所述，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康生曾一度遭遇冷遇，而其得以重新崛起，一方面得益于毛泽东的提携，另一方面则倚赖邓小平的鼎力支持。进入60年代，邓小平与康生携手共同负责领导“反修”运动。
邓在文革中一方面，邓与康生关系颇深；另一方面，自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康生便担任中央组织宣传工作的要职。（注：在正式出版的关于邓小平等人在文革期间活动的书籍中，对于邓小平等人1973年从江西回京后探望各类人物的记载颇为详尽，然而关于他们探望康生一事，却鲜有提及。——笔者）
康生离世之际，他所佩戴的两顶荣誉桂冠——“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与“光荣的反修战士”——均由邓小平亲自主持评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公开点名批评康生的错误严重，并要求中央对其进行批判。然而，邓小平对此并不认同。邓小平复出后，其顾问团中便包括了李鑫（前文已提及其为康生的秘书）；有人意图排挤李鑫，但邓小平力保其职位，使其得以继续担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后来，由于工作不多，李鑫转任经济所副所长。
康生所犯的错误固然与其个人品质密切相关，但或许也应当从制度层面探讨其成因。正如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所言：“一个健全的制度能够防止坏人肆意妄为。”——（作者注）
此外，须补充的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之后，毛泽东委托林彪负责主持政治局的生活会，并对刘少奇进行了批评。随后，林彪与江青共同推动了对邓小平的批判，竟将邓小平定性为敌我矛盾。由此，邓小平感到工作难以继续，便提出将他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负责的中联部、中调部等事务移交给“康老”，此事或许也能反映出邓小平与康生的良好关系。
3.
康生与周恩来关系密切。在康生病榻之上，周恩来屡次前来看望，提及他们同年同月而生（1898年），并感慨道，昔日在上海共事的“特科”同仁，如今仅存三人（周恩来、康生及陈云），而康生不幸离世，竟比周恩来早了整整23日（1975年）。“请你去帮助那些更加需要你帮助的人吧！”
4.
康生和江青的关系不像人们说的那样好。黄宗汉说，康在延安告诉江青，你跟主席结婚，成为主席夫人，和你在上海当明星不一样。江青会见维克多的事，康很不满。十大前，江求康替她说说进常委的事，康不同意，跟总理讲，总理回答，“主席的意思是，江青担任政治局委员已经足够。”黄宗汉还提到，有一晚，李讷敲开了他的门，声称要向康老告发江青。关于此事，笔者亦有所补充。
七八年前，当我着手撰写《文革初期对江青的宣传》一文时，我记录了林彪、周恩来总理以及陈伯达等领导人对于江青的赞誉之词。然而，我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并未发现康生对江青的类似评价。此外，还有一件事情是关锋亲口告知于我的。
1967.2.1在0日，毛泽东对陈伯达、江青因打倒陶铸所采用的手段与流程——笔者特别强调——表示了批评，并指示中央文革小组召开会议，对他们进行严肃的批评。此次会议自然由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负责主持。
届时，他和王力去请康，康说：“要批评就批评江青，连陈伯达都要自杀了，都是江青搞的！”关劝康：“康老，要顾全大局……”而开小组会江青未参加，康生也未批江青。
有必要指出，相较于康生与陈伯达，江青对康生的态度显得更为尊敬。我曾目睹江青以“三娘教子”般的严厉斥责陈伯达，却未曾见她对康生有此等态度。从周恩来总理到普通工作人员，对江青的称呼均为“江青同志”，而康生则习惯性地直呼其名。这或许源于延安时期遗留下来的习俗。然而，这并不足以完全推断康生对江青缺乏尊重（或者说，并不畏惧江青）。
康生在公开场合，对江青同志的称呼更是发生了显著变化，甚至在他写给江青的信件中，有时竟以“呈江青同志亲启”的敬语相称。这种称呼上的转变，无疑值得关注并深入思考。
5.
康生是紧跟毛的。在政治上，毛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在对待子女上，他也像毛一样要求很严格。他有一个前妻的女儿当工人，生活很困难。儿子张子石，文革中从济南调浙江，他不同意。他收集很多文物，如砚台、字画等，临死前，问他怎么办，要不要留给子女几件？他说：不，所有文物都将上交国家。同时，他也将8000元存款留给了公共事业，并未分给子女。
二、
在黄宗汉先生府上，我与苏双碧先生共同目睹了一幕情景。那便是府墙之上，悬挂着多帧精心装点的书法作品。依稀记得，其中包括了叶飞、李德生、吴阶平等人的墨宝。这些作品的内容无一例外，皆是赞颂黄宗汉先生的。遗憾的是，当时并未记录具体内容，如今亦已无从回忆。
在那时，我向黄宗汉询问这些文字的由来。他解答道：自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之后，康生执掌了党内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尽管他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书写也变得艰难，然而，某些事务仍需他作出表态并亲自签署。通常是我草拟一份文件，由康生亲笔签名——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得以解脱了一批人，亦或帮助他们解决了工作中的种种难题。
少数人特意挥毫泼墨，以表其感激之情。我的这番举动，也不过是借助他人的荫庇，求得一份清凉。此外，也有出于友好之心而作此篇。情形大致如此。我与苏双碧先生不约而同地对他赞叹道：“你此举真是善莫大焉！”
2012年12月，北京东城沙滩
康生，本名张宗可，生于1898年，逝于1975年12月16日，字少卿，笔署鲁赤水，籍贯山东胶南县（今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他曾身兼要职，历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关键岗位。
自1966年始，康生与林彪、江青等人勾结紧密，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核心成员之一。1975年12月16日，康生在北京不幸病逝。1980年，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并撤销对其的悼念词，同时将他的骨灰迁出八宝山革命公墓。